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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初，位于北京东城区北总布胡同24号院的梁思成、林徽因旧居被拆除。这一再次引发古旧建筑保护呼声的事件发生后，王军骑车前往现场，在废墟堆旁念了一首林徽因的诗，以示悼念。
“那天下着雪，工地上的保安人员站在我身边，很警惕，”近日，王军在国家图书馆的一次讲座中回忆道，“念完之后我去了趟故宫，给它拍下一张照片。”
王军对梁、林这两位建筑史上重要人物的探索与感情，早在他大学刚毕业两年时就开始萌发。1991年，王军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成为新华社记者，对梁思成的学术思想、北京古城保护及城市规划问题产生兴趣，开始进行系统的调查与研究。
在随后的记者生涯中，王军陆陆续续采访了五十多位历史当事人，收集整理了大量一手史料，并实地考察了多地古建筑遗迹，最终写成《城记》一书，于2003年出版。《城记》从北京当时的现状入手，以五十多年来北京城营建史中的历次论争为主线展开叙述，试图廓清“梁陈方案”提出的前因后果。而在那之后的几年里，王军俨然成为专家级的媒体人，常常应邀去世界各地的大学、博物馆演讲，谈中国的城市与建筑史。
《纽约书评》甚至以三个版面发表对《城记》英文版的评论，将其类比为简·雅各布斯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可是它并没有像美国媒体预料的那样，成为“这个国家新兴的城市保护运动的核心著作”。十年过去，王军发现自己仍然在面对被拆迁的故居，甚至还要面对对梁思成、林徽因学术地位的质疑。
于是王军把视野拉开，从古建保护、城市规划的基本问题开始，往社会深层、城市历史摸索，他逐步看到了工业文明的弊病、政府公共服务的可持续与公私权利的矛盾；继而也看到九十年代以来的古建保护争议、五十年代的拆除北京城墙运动、民国时代的南京首都计划、再到从英法联军侵华起便没有停止过的对圆明园的破坏。
“中国在转型的时候要如何对待伟大的过去，这个问题至关重要。”王军在接受第一财经专访时说，“一百多年前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之后，中国就被迫进行了一场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社会转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产生了怀疑，甚至有人认为中国的文化都可以不要了，直到现在，对文化遗产的破坏行为还在发生。我们一直在解构，那么谁来建构呢?”
于是，他选出2010年以来撰写的九篇文章，集结为《历史的峡口》，试图从历史的角度去定格一场宏大叙事的若干镜像，以一个专业记者的眼界向读者揭示，原来所有的城市问题都要追溯到那个根源。
公私关系与城市营造
“城市是人类在地球表面创造的最大的物质体，只要有城市就必须要提供公共服务。”王军在咖啡馆里找到《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放下双肩包坐下，就开始侃侃谈起自己书中的内容，“做公共服务的政府就需要税收支撑，而税从哪里来？只有理顺这样的公私关系才能继续探讨接下来的问题。”
换言之，他发现身边所有的城市矛盾、社会问题最终都指向一点：社会该怎么组织。而这也正是在《城记》之后的十几年里他不断探索追问出来的。
在农耕时代，观象授时是帝王的权力来源。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算准历法、掌握农时才是全社会最重要的大事情，这是农耕时代最需要的公共服务。进入近现代，公共服务的需求倍增，“在工业文明主导的社会里，权力的合法性在于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满足日益增加的公共服务需求。城镇化的本质就是公共服务的延伸和优化，城乡一体化就是城市公共服务向乡村延伸。如此巨量的公共服务的需求与供应，是农耕时代难以想象的，这需要对公私利益关系做出更加清晰的界定。”他说。
市政能力会随着现代化程度而逐渐提升，但其成本也越来越高。修路、治理污染、管理市容、建造公共绿地等等，无一不需要花钱，而这些投入制造了巨大的社会增值，表现为日益高涨的不动产价值，被不动产所有者自动切割，成为其财产性收入。那么，如何回收政府投出去的钱？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办法即征收不动产税。
研究了多年经济和房地产新闻的行业经验令王军意识到，当下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矛盾就体现在公共服务带来的社会增值如何分配上。“买房子的时候，人们考虑因素中最重要的就是区位条件，也即周边环境、公共服务。”他举例子说，纽约中央公园附近的房价必然高，而政府提供中央公园这样的服务、努力维护这么好的居住环境，所带来的社会增值，因为有不动产税的制度设计，则可以通过税收正常回收，形成良性循环。
而相对应的例子可以是北京的奥林匹克公园，王军的美国建筑师朋友说，偌大一个公园竟然配套给五环路，非常令人不可思议。同样例子也有全国各地许多工厂，占用了大量土地资源，正是因为它们不需要缴纳地税、而政府也没有地税可以收，所以，双方都没有动力去节约使用土地。
“空气污染治理不了也是这个原因。PM2.5与经济的恶性发展相关，可是在国内城市，因为没有不动产税的制度设计，必须依赖来自经济的增值税，经济发展的规模就容易失控，并与环境保护发生矛盾；而另一边，治理空气污染的投入所带来的社会增值，又无法通过不动产税返还财政，这往往使政府失去动力。”他说，“公共服务带来的社会增值被不动产所有者自动切割，已导致社会财富分配出现严重不公平，就要正视问题是怎么形成的，然后拿出解决方案，做到位之后中国的转型才会是在安全、可持续的运作平台上进行。否则以后有房和没房的人就会成为社会中被撕裂的阶层。”
城市、故居改造、雾霾，所有的问题归根结底都与产权、公私利益关系及治理模式的调整相关。这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面对的重大课题。
“不动产税改革已被提上日程，这个大家都很关心。认识的统一很重要。必须看到，政府公共服务所带来的社会财富的分配必须要有一个再平衡的制度设计，不动产所有者应该承担与其分享的社会财富相匹配的社会责任，这样才能可持续——否则就只能越发展越断裂。”他说，“现在是中国转型的窗口期，而且也到了必须解决这个事情的时候了。”
整理国故之后的新中式
王军在当记者之后意识到，自己所面对的最大的报道对象就是中国的转型。“十三亿人的转型，人类（史上）最大规模，是历史的大事件。”
《历史的峡口》从中国近代以来被迫转型之初开始写起，从圆明园被英法联军焚毁，到清政府设立总理衙门、洋务运动启动。到今天经历了民国时期孙中山的改革，还有计划经济时代的改革，而在邓小平时代之后的现如今，不断面对新的难题。“中国的改革已步入深水区，决胜的时刻到来——公私关系之再造、地权契约之重建，邦本所系，正在奋力推进之中。”他在前言中这样写道。
在书中，王军用一个章节的内容描述了梁思成、林徽因对中国建筑史研究的重大贡献。在社会转型的主题之中插入了看似学术角度的内容，实际上正是他试图从具体建筑技艺本身来描述传统精髓。“转型时我们要学习如何看待伟大的过去，而梁思成、林徽因在建筑史的研究中发现了这个伟大。”他说。
从美国学成归国的梁思成希望可以找到中国建筑的“文法”，于是和林徽因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的六年时间去各地进行精确测绘，由此破解宋《营造法式》和清工部《工程做法》这两部古代建筑官书。而由此释读出来的模数制，正是中国古代建筑与空间设计的思想精华。
“这是中国人的智慧。梁思成把西方系统研究得很透，回头看中国也抓住了要害。”王军说，“要做‘中而新’的建筑，从文法角度来说并不是什么大屋顶和斗拱那个的形式，而正是这个模数体系。它既关系到艺术，又关系到效率，还关系到工艺。掌握了这套模数系统，无名匠师做出来的作品也可以成为经典，而今天，正是因为失去了对这套模数系统的理解和掌握，所谓‘大师’设计出来的东西，也可能是丑八怪。”
“世界古代文明中只有我们的这一支是没有断，而且我们赖以生存的条件并不好，中国的国土以山区居多，可供城市建设的平原有限，人地关系十分紧张。研究中国的人首先需要回答，为什么这么少的耕地可以养活这么多的人？而能够养活这么多的人，正是中国的伟大之处。”他说，“我们对自己的过去不应带有任何偏见，要正视、理解和研究它。”
梁思成和林徽因找到了古代建筑甚至城市的关键要义，也就解释出为何传统建筑能够保持如此强大的适应力和生命力。反过来推之，现代城市规划、现代建筑如何发展也就似乎有了可以参考校正的标尺。
秋韵礼仪庆典公司转载：第一财经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