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中纪委和那些落马的“老虎”、“苍蝇”成为公共舆论场的主角。
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苏荣等落马官员的群像，不仅成为2014的时代印记，也将对未来反腐格局产生持续影响。
在高压反腐的背景之下，2014年，中纪委继续探索巡视全覆盖；探索纪检监察派驻机构全覆盖、推动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双重领导体制改革、机构调整成立国际合作局、推动反腐国际合作，加大追逃追赃力度，推进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机制改革和创新。
“高压反腐为党中央、中纪委赢得了民众广泛的舆论支持，为治本赢得时间。可以预见的是，2015年，在加大治标的同时，治本步伐将明显加快。”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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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岐山的反腐“新常态”
第一财经日报：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动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双重领导体制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如何实现“三化”？在地方，纪委工作的双重领导体制落实情况怎么样，还有哪些问题？
李成言：在反腐领域，王岐山（中央纪委书记）有一个重要的战略和策略变化，就是在中纪委十八届二次全会上提出当前反腐败重点是治标，争取时间再治本。这一提法跟过去大不相同，很多人一时不能理解。这就是王岐山反腐败的“新常态”。
实践证明，中纪委“老虎、苍蝇一起打”，迅速赢得了民众对中纪委的信任、赢得舆论的支持。这一反腐的战略部署为治本争取了时间，并打下良好基础。
因而，在提出“重点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的近一年后，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一套“治本”的改革措施。其最核心的内容就是纪检监察双重领导体制的正式确立。
三中全会提出的“双重领导体制”，内涵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一，纪委在业务上主要受上级纪委的领导；其二，纪委在接受同级党委领导的同时也要监督同级党委，特别是要监督常委会成员。
这两个内涵的变化在理论上明确了纪委的监督权力，但同样面临操作难的问题。由此，十八届三中全会又提出了“党委发挥主体责任，纪委发挥监督责任”。
党委的“主体责任”强调管好干部的廉政建设，抓好干部的政治纪律，防止带病提拔等不正之风。纪检的监督责任则强调既要监督下级部门，也要监督同级党委。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一旦发现了案件线索，在报给同级党委的同时必须上报上级纪委。这跟过去的做法完全不同，这一程序上的改变使得纪委工作更为主动，也对党委形成制约，同时也没有超越党章的规定。
然而，据我所了解的情况看，在地方上要实现这一要求也有难度，纪委工作难免受到同级党委的干预。
日报：十八大以来，纪委监督和办案力量不断加强。纪委的职责是监督权力，那纪委的权力谁来监督?今年以来，中纪委也公布了纪委官员接受调查的消息。
李成言：此前，也有基层组织部官员跟我反映在有些地方上纪委权力过大，如何约束纪委的权力、谁来监督纪委？这是一个10年前就开始讨论的话题。
在党的十八大以后，中纪委进行了机构调整，成立“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职责在于实现对纪检干部的监督，以求达到“打铁还需自身硬”。
但现在看，这一监督形式面临挑战：其一，这是内部监督，如何与外部监督相结合，有待于探索；其二，这一监督方式是以党纪为基础的，这是必须的，但如何学习香港廉政公署的做法，使得内部监督带有法律手段的严厉性，还可以研究。
但是，根据我自己的判断，目前国家反腐败工作方兴未艾，在这个势头上，我国纪检监察部门还没有在足够大的范围内实现强有力的权力监督。就像爬山的过程，正在努力向上。可以看出我国仍处在反腐败斗争的关键期，对纪检监察权力如何监督还不是最主要的矛盾。因此，暂就不需花过多精力、人力、物力去做这件事，以免影响纪检监察的主要工作和主攻方向。
可喜的是，中纪委已经开始实践探索如何实施对纪委监察权力的监督了，未来监督力度一定会加大。
检察院扩权反腐法治化加速
日报：中央批准最高检改革方案，将整合力量、优化职能，成立新的反贪污贿赂总局，且局长由一名副部级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兼任。
上述现象可以否理解为，未来检察院在反腐领域将发挥更大作用，这也意味着检察院将扩权？
李成言：在这次最高检改革方案颁布之前，我们期望，反贪总局的设置能在更大的范围内整合资源，强化监督和反贪的力量。
十八大之后，中纪委进行了多次机构调整，增强办案能力，持续高压反腐。在这一背景下，反贪总局应运而生。我个人认为，反贪总局的成立具有重要意义，其一在于整合内部力量，加强反腐力度；其二也是寻求反腐更加法治化的路径之一。
在十八大召开之前，个别基层的纪检部门曾考虑推进一项大胆的改革，将检察院的反贪局和审计局、监察局实现“三合一”，隶属纪委，实现国内反腐机构的资源统一整合，同时此举也为纪委办案提供直接的法律出口。但是这一方案的争议太大，最终就搁置了。
日报：反贪总局和纪委、审计等主要的反腐机构如何实现有序分工与配合？
李成言：纪委主要是从党的纪律上着手。按照“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原则，坚持以《党章》、党的廉政准则、党的干部管理条例等对党员领导干部进行廉政教育、作风建设、执纪监督检查、立案调查等大量工作。具体到一个贪腐官员的查处，纪委需要初步认定该官员涉嫌违纪还是违法，如果仅涉及违纪问题，纪委拿出意见来处理即可，但一旦涉及违法问题就需要移交到检察院。
检察院反贪局拿到涉案官员的材料后，需进一步定性，初步确定官员罪行、涉案数额、是否涉及刑事违法，等等，进一步借助检察院内部资源进行调查，最后向法院提起诉讼。
在处理案件过程中，按需要可以请求审计部门配合办案。
现在中纪委将公安部、高检、高法、审计署等机构联合起来，成立了反腐败内部协调小组，协调查处具体案件的问题，小组由中纪委牵头不定期工作。
追逃追赃要打破政治避难的壁垒
日报：从APEC（亚太经合组织）到G20（二十国集团）会议，有一个话题令全球高层始终关注，即国际反腐合作，显然，中国正在寻求更为积极的国际反腐环境和国际合作。但是官方没有公布过究竟我国有多少贪官外逃，多少资金外流？为何不公布权威数据？
李成言：我个人认为，中国有多少外逃贪官，纪委和组织部门掌握了大体上的数字。民间看到的材料有的说几千人，有的说几万人。具体数字尚不知晓，但可以明确的是，外逃官员和外流资金的数字很大，需要党和政府高度重视。
日报：外逃贪官的引渡和追赃一直是反腐工作的难点。以贪官引渡为例，一些国家多援引“死刑不引渡”的原则，拒绝引渡。除了司法制度之外，还有哪些原因造成了追逃追赃的困难？
李成言：全球都在关注我国贪官外逃的事情。于是国家主席习近平在APEC会议上发布了反腐败北京宣言，又在G20会议上出台国际反腐规划，而我国贪官外逃的主要目标国家几乎与APEC和G20的主要成员重合。
要推动反腐的国际合作，我认为有以下几点应该注意:
第一，是要以法律框架为基础，既包括《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同时也要接受海牙国际法庭以及国际法的约束。
为什么基本的法律框架已经有了，但是追逃追赃仍有困难。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两国之间对于追回的资金如何分配的问题仍有分歧，钱流进容易，想带回难。
其二，一定要与主要的贪官外逃国家打破政治避难的壁垒。国际反腐合作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往，是两个国家之间法律的接轨，并非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政治避难。遗憾的是，目前在有的发达国家，借政治避难名义实施外逃的贪官不在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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