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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掌柜的”，是石嫣印在名片上的两个身份。几年前，媒体就称她为“下乡种地的女博士”，甚至将她这样一群回到农村当农夫的知识分子描述为“新农夫运动”。
。这位中国人民大学的女博士，因为2008年在美国明尼苏达州西南部农场里做了半年农民，便将这种新型的农场经营模式CSA（社区支持农业）带回中国，以“小毛驴市民农园”开启了CSA在中国的成功范例。
当“小毛驴”发展到1000多户会员，并成为全国CSA样板时，石嫣却抽身而出，重新思考更适合自己理想的新农业计划。2012年，在距离北京城区70多公里的龙湾屯镇柳庄户村，石嫣与丈夫程存旺创立“分享收获”，这个农场跟“小毛驴”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将农民当作合作伙伴而非雇佣关系，彼此共同协商制订生产计划和生产规范，采用“公司+家庭农场”的模式，推动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实行有机种植。
在石嫣看来，“小毛驴”的本质乃是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一种自救，农民并没有参与其中，“消费者的自救最终只是权宜之计，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食品安全问题，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农民。假如未来的农民都愿意生产健康农产品，那么我们也会因此而受益，同时受益的还有环境。”石嫣从事农业，并不只是从经济的角度去考虑，环境污染、食品安全、农民的生存就业、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都让她有更多的责任感与紧迫感。
气温转暖的初夏，石嫣既要忙于田间劳作，也要抽时间接待前往“分享收获”参观的访客，“我们访客里面有消费者，有来学习的，也有抱着各种不同想法的人。每年我们差不多要接待五千人。”
石嫣强调“生产过程透明化”，任何人在任何时节来到农场，都能走进大棚参观有机农作物从种植到生长的全过程。农场防治虫害依靠的是土办法，用粘黄板、防虫网、辣椒水、沼叶来代替农药。石嫣说，这样种出来的蔬菜外观不够完美，却有很高的矿物质含量，吃得出小时候的味道。
如今“分享收获”配送的有机蔬菜，均来自通州农民郎广山的50亩菜地。但在创立之初，要寻找郎广山这样的农民，可谓创立“分享收获”艰难一环。农民必须要有自己的土地、有种菜技术，同时还愿意转向有机生态种植。但对北京本地农民而言，到城市打工的机会很多，下地种菜既劳累又有风险。要说服已经习惯了化肥农药、规模农业模式的农民接受有机生态种植，困难可想而知。石嫣记得，她一个月内前后三次拜访郎广山，最终通过郎广山的儿子才说动老人一起合作。
“分享收获”招募初期会员时，又是一个“黑暗时期”。石嫣曾预估，北京有能力消费绿色农产品的人至少占40%，但要说服消费者接受相互信任的CSA模式，仍然是一个从零开始的过程。
坚决不用农药，自然保鲜，每周在约定时间内将新鲜的蔬菜肉类配送到提前支付了订金的客户家门口，是“分享收获”所坚持的品质保证和服务。石嫣邀请组织客户到农场参观，她相信，只要人们肯在农场住一周，亲眼见到、尝到他们种出来的有机蔬菜，彼此的信任也会逐渐建立，“我们希望，会员就把我们当成他们自己在农村的亲戚。但要建立信任也不是那么容易，只有通过一些互动去建立，并且尽可能地使我们的生产透明化。”
石嫣在“分享收获”的宣传册里写过一段话：“每100户消费者加入，可以让5个年轻人留在乡村工作；每1000户消费者加入，就可以有一个更可持续发展的乡村。”
从2012年的几十个客户发展到今天，“分享收获”的客户群体已快速增长到500户。生产基地也从一个扩展到通州的150亩基地和顺义50亩基地。
“在种菜和配送蔬菜的过程中，我会看到这件事是真正有需求的。不管是从自然的角度，还是从消费者的角度，它都是真正有需求的，我们创造出来的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价值。”石嫣说，她越来越意识到，从事农业的意义不是某种简单的目标性，而是一种真正的“人”的生活，“我希望‘分享收获’成为一个样板，各地的农民和消费者都能够实现对接，人们都能吃到健康安全的食物。所以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理想，而是每个人的理想国。”
常年在农村，石嫣和丈夫都已经习惯了冬天烧火取暖、入夜就停水的生活。他们的物质欲望很低，几百元一个月的房租，也能让他们踏踏实实过着接地气的生活。
“分享收获”目前的500户客户，在石嫣看来已经足够，“只要维持这个数字，农场在经济上就是可持续的了。在管理理念上，我们并不想打破家庭式的管理，如果做到五千户，管理上就可能会变成资本化、商业化的运作，倾向于城市化，会和我们乡村式的管理不同，这不是我们所追求的。”
她想把“分享收获”的规模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但我们希望通过‘分享收获’来推动未来全国的CSA模式，最终达到有两万个类似的农场。包括我们现在计划在清华建一个社会农业中心，它更像一个大学里实践和研究的中心，相当于把全国的CSA农场变成一个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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