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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马库斯·吕佩尔茨(Markus Lupertz)的讲座与看他的绘画、雕塑同样精彩。他会诚恳地自夸天才，冷静地对时代与艺术进行批评；也会用低沉的德语有条不紊地阐述想法，十分钟左右一段，思维活跃，观点清晰。每到结尾处，吕佩尔茨总会铺垫出一个小小的句式，让人不禁奋力鼓掌。比如他提到如今艺术圈的热闹和喧嚣时说“当艺术变成了事件，而我却只想画画”；而被问起弹钢琴这个爱好时，他回答“音乐对我来说更有幸福感，因为我在这个领域的雄心要小得多”。
但吕佩尔茨从不怀疑绘画的命运，甚至认为对其意义的探讨本身都是没有意义的。他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艺术实践被史学家们称为“绘画之后的绘画”。他主张抛开各种各样的“主义”形式，扔掉抽象与具象之间的枷锁，甚至象征符号、主观情绪等等合乎逻辑的解释——单纯地回到作画本身，同时也把欣赏画作的任务重新交予观众自己。
近日，这位被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朱青生誉为“艺术史教材里会单独为他开辟一个章节”的德国新表现主义大师，只身一人飞到北京，参加在时代美术馆举办的《西方绘画的回归：马库斯•吕佩尔茨 德国新表现主义大师展》开幕式，并在两所大学做了演讲。本次展览展出了艺术家近十年的作品，包括56件架上绘画、25件雕塑作品，是迄今为止国内举办过的最大规模个展，展期将持续至5月24日。
而出现在采访现场时的吕佩尔茨则和在几日中任何场合见到的一样神采奕奕，拎着银头手杖，衣着考究，皮鞋铮亮，袖扣、领结、戒指、手表样样俱全。“我不把我的愤怒与悲伤带出画室，”他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说，“我努力让自己的魅力无边无际。”
绘画从未消失
马库斯·吕佩尔茨出生在二战爆发那年，七岁随父母迁居西德。他在克莱菲尔德和杜塞尔多夫的艺术学院学习绘画技艺，21岁时来到西柏林开始艺术家的职业创作，不久还与朋友开办了一间画廊。
战后的德国百废待兴，同时整个传统绘画世界也从二十世纪初开始仿佛走到了尽头。抽象主义、表现主义、至上主义之后，人们面对画布和画笔时似乎已经不再有什么是前人没做过的。于是艺术史学家纷纷哀叹：绘画已死。
“我这辈子大概听了七八次关于绘画已死的论调，但这都毫无意义。”吕佩尔茨说，“先锋艺术家如杜尚、博伊斯、克莱因、冯塔纳，试图通过自己的创作来终结艺术，当然他们带来了新的视角、并且玩得很开心，但也使得以前的那种‘大师’消失了。美术馆里出现了各种无意义的激进、喧闹、没完没了，一切都不仔细追究，甚至只为纯粹娱乐。我们面对的是视觉革命的时代，几乎影响到每个人，电脑、影视都在吵闹、喧嚣、急躁地主导着我们的审美世界。”
他坚信，绘画这种纯粹用双手劳作而进行的艺术形式才是目前最经得住时间考验的。新媒体诞生才五十年，绘画却长达五千年，甚至在二十世纪之前的漫长的岁月里，“艺术”二字的定义范围还仅仅局限于绘画与雕塑。“很多人甚至把真正的艺术屏蔽掉了，视觉艺术存在浅化和荒芜化的趋势。”他认为，傻瓜相机和手机拍照让人们沉迷于肤浅廉价的视觉内容，并且导致人们已经失去了站在一幅画作前面欣赏它、独立思考并与之交流的能力。
吕佩尔茨主张单纯地回到作画本身。他的作品中常常出现著名的钢盔、人体、蜗牛和骷髅头，都可以被轻易解读为反战标签，最高深也莫过于生死命运之类的主题。“我们这一代没有战争前的生活体验，没有对生命的恐惧感。我们笔下狂放好战的绘画只与绘画本身有关，与摆脱小市民的狭隘有关，为的是使自己的绘画更具活力。”他说，“绘画是永恒的，它与时间并存，所以‘绘画的现实意义’这个问题根本就不存在。”
有学者认为，吕佩尔茨把政治、神话都当做是创作的动机，它们只是触发他提起画笔的诱因，并不是最终表达的内容——最终表达的是他自己的主观意识，或许是潜意识。这就是他自己所说，绘画即是画作本身。
吕佩尔茨在很久之前曾创造性地引用“酒神赞歌”来形容自己的创作状态，这个词原本是指在古典戏剧中酒神出场时朗诵诗歌的固定格式。他认为，自己在工作室里的痴醉正如酒神一般——迷上的不是自创的风格或主义，而是将个体经验和艺术历史结合产生出来的视觉画面。可以想象，这个自夸每次在弹完钢琴之后都需要找人重新调音的艺术大师，拿着画笔站在画布前是何等模样。
坚持艺术的绝对自由
吕佩尔茨与他同一代的其他艺术家共同构成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最为活跃的“德国新表现主义”，其他几位大师如安塞尔姆·基弗、乔治·巴塞利茨、约尔格·伊门多夫、西格玛·波尔克、A·R·彭克尽管在具体路线上各不相同，但整体而言都竭力主张还绘画本来的面目。
新表现主义成长于现实政治危机构成的历史环境之中，在理论上接受存在主义的哲学观念，在实践中学习抽象表现主义的艺术传统，讲究绘画过程的情感突发和即兴处理，追求一种粗狂的、原始主义的简单踊跃的美学风格。很多艺术家的作品都涉及了民族传统和反思战败历史。但在与政治的关联问题上，吕佩尔茨坚决持否定态度。
他认为艺术是绝对自由的，这就意味着艺术家不应该屈从于任何一派政治力量。他说自己曾经去酒吧喝酒，因为手上的油彩颜料而被误以为他刚去参加了政治斗争。尽管在当时的艺术界十分流行左派思想，但吕佩尔茨始终只视艺术为最高信仰。
“艺术是种社会力量，可以拯救大众。艺术有多自由，民众就有多自由。”他说，“艺术家是自由的、不道德的，有教养的说谎者，制造幻象者，迷途羔羊，勤奋的手艺人。社会属性好坏都无所谓，穷富也无所谓。”
但从另一个层面来说，吕佩尔茨却坚定地站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立场——不是政治上，而是艺术上。
在中央美术学院的讲座上，这位艺术家在听过几位中国学者对他的研究观点之后，毅然说出了自己的艺术立场：“我正在进行着一场反美的欧洲战争，要反对美帝国主义的艺术观念。”他认为从安迪沃霍尔、利希滕斯坦开始，美国艺术家发明了一种不会被混淆的、明确的个人风格，让人们一看作品便可以像看到奢侈品包袋、服饰那样张口报上他们的名字。
“这无可厚非，每个人都知道墙上的画是属于哪个艺术家，也知道大概要多少钱。整个艺术市场要的就是‘可识别’、‘品牌’——这也令很多欧洲艺术家走向成功。我周围很多朋友都有标签，有的人画面模糊、有的人上下颠倒、有的填上线条、有的用奇幻边角，这些都是巨大贡献——但这从没吸引过我。我一直都在抵抗这种不可混淆，这种标识。我坚持的特质绝非表面，而是内在不可混淆的。”
“我对待每件单独作品都希望可以重新开始，希望它们不是某个系列实验中的第几号，而是有自己的焦点。”他说，“美国画家总是要回答某些问题，而欧洲总想用问题回答问题，这是欧洲传统。当所有新媒体制造的喧嚣最终破灭且随风而逝，这时人们开始重新学习如何看一幅画。”
对话马库斯·吕佩尔茨
第一财经：你在讲座中说自己“画的不是内容，而是画作本身的样子”。这是否表达了你的终极理念?
吕佩尔茨：从康定斯基的抽象派之后，他模糊了具象与非具象之间的界限，表现了心理对艺术作品的影响。抽象画可以还原为具象的物品，但物品本身是有多样性的，所以应该是对心理的反应，对图画空间的破坏，也是对绘画的破坏。我想要做的是让一幅画重新焕发生命力，让人们真正体会到画本身。
在当下，每个人都沉凝于手机拍照、快速传播的生活方式里，而绘画要求观众有自我的解读以及独立思索的能力。而这种能力被无所不在的新媒体破坏了，当代人已经失去了观察一幅画的时间、耐心和能力，这是一种丧失。
第一财经：你曾经在接受《焦点周刊》采访时说，现在的年轻艺术正变得越来越蠢，新媒体和互联网“日渐沉沦”，理所应当地认为“如果我只要划动手机就能知道一切那为什么还要思考”。这是你的偏见吗?你怎样看待今天的新媒体艺术?
吕佩尔茨：现代人对媒体完全成瘾，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艺术家以此为创作方式，顺理成章也非常有意义。但我认为新媒体艺术跟绘画和雕塑都没有关系，它也没有什么颠覆性，出现新媒体技术也不过才五十年，甚至只是新闻媒体上的炒作、与真正的艺术之间还差了几千年，无法相提并论。并不是所有批判性思索就可以理所当然地被称之为艺术。
第一财经：从战后到今天，世界发生巨变，您的创作依赖于您所经历的事情，那么新世纪之后的这15年里您思考最多的是什么?
吕佩尔茨：最近在做的就是阿卡迪亚系列，主题和以往不同，尝试新的表现方法。很好奇接下来会出现怎样的变化。绘画是个持续的进程，看不到起点，也看不到终点。
第一财经：当面对“绘画还有意义吗”这个质疑时你要怎么回应?
吕佩尔茨：在欧洲我至少已经听到七八次宣布，说绘画已死。但绘画这种形式由上帝创作出来就可以呈现这个世界，在过去一百年被忽视，但也会有一段年代很受关注。我也不认为绘画在衰落，这个讨论本身就是没有意义的，它就像是下雨和空气一样的自然存在。也许有观众觉得不喜欢，但这不是画家本身应该关注的事情。
如今出现的很多广泛艺术领域的事物，如电影、摄影等归根结底都是由于技术的革新，通过新材料和新的场景令人获得不同的感受，本质都是绘画所有的视觉现象。或者说这些甚至都不是新的，只是不一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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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韵礼仪庆典公司转载：第一财经网
